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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何事引发彭德怀的不满 导致建国后遭严厉批判

发布时间: 2019-5-7 22:05 ???查看:3604

刘伯承哪件事引彭德怀、林彪都不满?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但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


第四次反“围剿”的“土洋”之争


历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当时刘伯承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指挥红军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当时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到了“土洋”之争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地带,地势开阔,既便于集结部队,又便于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里冲朱德、周恩来抱怨:“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还是进攻吧!”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三百余人。敌军据城固守待援,构筑了强大火力网,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彭德怀并不知道,实际上,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如今看到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果断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


因“百团大战”而起的纠葛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发起“百团大战”,一举歼敌4.3万余人,拔除敌伪据点千余个,期间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7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然而,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就是过早地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再有什么异议。然而,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却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


1956的反教条主义运动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着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6〕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着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着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着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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